我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世界古国之一，其档案事业亦起源很早。在殷商盘庚时，就已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档案库，珍重地保藏了一些具史料价值的甲骨ト辞，以供执政者处理国家大事参考之用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1899年），在河南安阳市西北约2公里小屯村附近的殷墟遗址，发现了甲骨文。1973年在此地的发掘中又出土龟甲4800多片，其数量之多，为历次出土之最，这也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。春秋末期至魏晋时代，“档案”一词已经出现，当时的边关文字，多写在木牍上，往来传递，这种“木牍”叫牌子，积累多了就用皮条串起来挂在墙上，像横木框档，叫“档子”，档子贮存年久者便叫“档案”。后来，将文字书写在纸上，也就沿用“档案”之称，流传至今。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，由于当时纸张尚未普及，汉代文书档案资料主要书写在竹木之上，叫做竹简和木牍。首次出土的汉简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在河南汲郡出土的“汲家汉简”。本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居城烽燧遗址，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齐纳河流域黑城附近，出土了大量汉代木牍。明王朝建立后，在中央增设了主管档案的管理人员，全国各地省、府、县大量建立档案机构，可考的多达300余处。目前我国存有的明代档案原件，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，数量约5000多件，其中不乏珍贵资料，是研究明史的见证。到了清朝初、中期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，清史书编修之勤、数量之多、种类之繁、卷帙之大，均为历代所不能及。清末，对外交往日趋频繁，档案中开始出现了外文档案。其它，如电报档案、照片及影片档案等，在这一时期也陆续出现了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档案事业飞速发展。中央档案馆、中国第一、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一大批档案基地相继建成，使档案在国家的政治、经济生活中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中国自古具有收集和保存档案的传统，早在夏商时起就有了档案。早期即有甲骨、木牍、竹简、缣帛、金石等档案。我国档案馆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是唐代开元二年（公元714年）形成的。由于中国档案事业的卓越成就，国际档案理事会决定，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于1996年9月2日至7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。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代表齐聚京，参加这次以“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一一回顾与展望”为主题的国际盛会。1996年9月2日，为祝贺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在我国召开，并展示我国源远流长的档案工作，邮电部发行了《中国古代档案珍藏》特种邮票，全套4枚。

　　(4-1）为“甲骨档案．商代龟甲”。画面主图为1991年10月从河南安阳花园村东的殷墟出土的一块完整的商代后期（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）的刻辞ト甲，编号为“91花东H3.52”。背景为另一块殷墟出土的刻辞ト甲（《殷墟文字甲编》3918号），使图案更具阴冷神秘的时代特征。

　　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，因而当时刻在龟甲上的人类活动记录，便成了最早的档案资料。龟甲除刻有占ト活动的ト辞外，还有记录刻辞和表谱刻辞，是当时的政事记录和商代王家的重要档案。画面上的这块龟甲长19厘米，宽11.5厘米，上面刻有54个字，内容是ト问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外出打猎，能否遇到野猪、鹿等动物，以及能否将它们猎获。这块ト甲出土的窖穴长2米，宽1米，共出土甲骨1583片，其中刻辞甲骨579片。特别珍贵的是这批甲骨以大版的ト甲为主，完整的有字ト甲近300版，这是自1899年、1936年和1973年以来，殷墟甲骨文的第四次重大发现，被评为1991年全国考古的十大新发现。

　　(4-2）为“简牍档案·汉代木牍”。画面主图为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六号墓中出土的简牍，背景为六号墓中出土的一块同样大小的木牍，作了局部放大。图案色彩与龟甲不同，呈现出一种木质的暖和的感觉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纸张出现以前，竹木曾作为一种公私文书的载体，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，称作简牍。1993年，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，出土了一批木牍和竹简，其中六号墓中出土的“集簿”等10余方木牍和“东海郡属吏行视日记”等70余支竹简，上面详细记载了东海郡的上级、行政建制、吏员设置、任命、升迁、考勤、巡行视察等情况，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和较为完整的一份郡级行政单位文书档案。邮票画面上的木牍长23厘米，宽7厘米，亦出土于6号墓，根据内容暂定名为“占取（娶）妇嫁女、问行者、问者、问病者、问亡者等的术数图局”。画面背景为一块同样大小的木牍，作了局部放大，它的正、反两面均用恭谨的隶体墨书竖写，共4000多字，暂定名为“太守．都尉府暨县、邑、候国吏员集簿”。

　　(4-3）为“金石档案．明代铁券”。画面主图为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二年（公元1458年）三月十八日，赐给军功卓著的高阳伯李文的免死铁券，背景为铁券上文字拓印的局部。

　　铁券为铁制契券，示坚固永久之意，是封建帝王用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之。最早的铁券是汉高祖刘邦与功臣定誓用的丹书铁券，到了隋唐时已相当盛行。明代铁券是我国铁券的重要组成部分。80年代中期，青海省档案局局长牛创平先生在征集民间文物时，出资从西宁郊区征集进馆一件明代铁券。该铁券长37.5厘米，宽21.2厘米，厚2厘米左右，重1300克，正面206字，反面11字，共217字，均为颜体，金锉方法，字清基本完整无损，是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二年（公元1458年）三月十八日，赐给军功卓著的高阳伯李文的，写有食禄一千石和免本人死罪一次的待遇。李文的祖父在明洪武初年因军功被授予西宁州同知，后又升任西宁卫指挥事。李文的后代为清代的土司，现今在青海省民和县、大通县、西宁市均有其后裔。现存的民和县、大通县景阳乡两本李氏家谱中对这件铁券均有记载。该铁券是我国档案界保存很少的铁券之一，1991年曾将它的复制件运往加拿大展览，在国际上引起轰动。

　　(4-4）为“纸质档案．清代国书”。画面主图为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八月，光绪帝派载泽等3人赴比利时考察政治，向比利时国君递送的国书封面，背景为该国书的内容局部。

　　国书为各国元首之间为派驻大使或遣使访问、相互往来的正式文书。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列强的入侵，清代紧锁的国门被强行打开，近代外交的出现诞生了清朝国书。邮票画面上展示的这件清代国书，系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八月，光绪帝派载泽等3人赴比利时考察政治，向比利时国君递送的国书。该国书系满、汉文合璧、纸质，长220厘米，宽235厘米，折叠式，黄色墨书，外加龙纹彩边，封底、封面系金丝和绒线绣制的真龙形象。国书置于黄缎函套之中，函封上端书满、汉文字《大清国国书》。函套之外，加以红面黄底锦匣，装璜极为精致。该国书的内容首先是光绪帝向比利时国君问好，讲述两国友谊；接着介绍镇国公载泽、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、商部右丞绍英赴比国考求政治，以便清政府研究采用；最后希望比君“推诚优待”。国书末的时间为“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”，并加盖满、汉文合璧的“帝之宝”印玺。此件国书，本应由载泽等到比利时后向比君亲自递送，但事有骤变：当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正当载泽等从北京东车站登车启程之际，忽遭革命党人吴樾投掷炸弹，数人受轻伤，载泽等无恙，于是遂中止出发，故而此件国书留下未发。以后一直存放宫中，现收藏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，编号为“宫中档．外事往来478”。